萨苏

他为中国赢得第一个跨栏世界冠军的时候，他今天所得到的一切就已经只能叫做回报。

这是中国的骄傲，这是亚洲的骄傲。

刘翔，愿自由翱翔的双翼伴随你人生，你做得已经足够

2007年8月的世锦赛，上一次刘翔夺冠之前，他受到的攻击已足以让人黯然神伤。对他的攻击和质疑与今天几乎一模一样 – 刘翔为了商业利益已经忽略了训练，他会失败吗？“我们拭目以待”。

比赛前刘翔曾紧握孙海平的手，那种痛苦与坚毅让人无法忘却。他要用冠军洗清对他的攻击。

刘翔赢了。 

他用冠军赢得的是什么？

是铺天盖地的谩骂 -- 因为刘翔胜利后让国旗飘落到了跑道上（看过视频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刘翔取胜后兴奋中没有看到史东鹏递来的国旗，刘翔看到国旗落地后随即当场表示抱歉，可是，批评的人有多少看过真实的视频？！）

看客们说 -- 你看，他玷污了国旗！“五星红旗不是用来扔的！”“不要忘记你也是公众人物，你已经是新一代年轻运动员和13亿同胞心目中的英雄，希望这次事件不过是一时的疏忽……”

多么理直气壮阿！ 

这就是“刘翔扔国旗事件”！ 

质疑，不断的质疑。

赢也罢，输也罢，永远不变的是质疑。

有人说，质疑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你心里没鬼争论的最后就是还你清白！

假如本来就是清白，又何需要你们赐予？

这时候很想对指责的人大吼一声 -- 你也去跑一个世界冠军，然后你来指责他！

没有人会回答，他们认为自己天生有批评的资格。

刘翔退出了，有人认为是“典型的中国式失败”，他们的眼光忽略掉刚刚在奥运开始前宣布退出的日本女子马拉松名将野口，野口，看来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失败”。

从双杠上掉下的李宁，受过这样的拷问，后无来者的朱建华，也受过这样的拷问。

没有人想过在博尔特和刘易斯这样的黑旋风丛中，田径场上刘翔和朱建华的黄色面孔是多么孤单。

没有超人，只有加倍的血汗。

台湾媒体人伍崇韬这样写下他对刘翔退出的感触，他想到了亚洲羚羊 -- 纪政。

 “劉翔因傷退賽，是京奧最戲劇化也最沉默的一刻。和劉翔情同父子的教練，賽後是紅著眼眶說出，劉翔這兩年是如何對抗右腳肌腱的撕裂傷。

四年前在雅典摘下亞洲人在奧運田徑上首面金牌後，劉翔和姚明一樣，即在大陸無所不在，早被神格化了。拿過奧運銀牌的美國選手特拉梅爾說得最傳神，「他的壓力大到不行，好像把整個民族扛在肩上；」特拉梅爾說：「我不能想像，他如何揹負十三億中國人民對他的期望。」

特拉梅爾不容易想像，但亞洲的選手不然。至於最能體會劉翔心境和痛苦的人，或許是紀政。

1970年，如日中天的紀政甫連續締創女子短跑世界紀錄，那年曼谷亞運她被期待能得5金，而且絕無人懷疑此事可能性，但大腿肌腱嚴重受傷，徹底結束了她的運動生命。\\\

我一直記得那一幕。黑白電視裡的台視晚間新聞，紀政左大腿包裹著一大圈白繃帶，鏡頭對著彎道，紀政領先衝過，面容突然扭曲，然後倒地痛苦掙扎……。

那一年，世界跑得最快的女人，亞洲羚羊紀政，緩步走過地毯。

很多年後，我有時候想，如果換個時代，那次亞運時紀政該出賽嗎？她的傷勢，中央日報早在亞運前就報導過了，她必須為國家榮譽這樣犧牲吧。同樣很多年後，一次專訪節目裡我才明白，曼谷倒地後，紀政竟面臨好長的一段「忠誠有詐」和「可能投匪」調查。”

2007年8月曾经把整个民族扛在肩上冲过终点的刘翔，今天终于倒下了。

有多少人会记住刘翔那次比赛前抓紧孙海平教练双手的痛哭？还有他赛后那句话 – “希望大家给我一点自由空间，不要给我太多压力。”

今天早上，日本大阪，当我走进办公室，邻座的工程师吉见给我看网上的新闻，是时事通信社的报道。这一篇，翻译过来，题目应该是《刘翔临场弃权 网络批判杀到 骂声一片》。

http://news.searchina.ne.jp/disp.cgi?y=2008&d=0818&f=national_0818_017.shtml（链接）

他指着中间的评价问我 – “「敵前逃亡」、「中国の面汚し」”，你们这样看刘翔选手么？

不。我平静地说，关上网页，对吉见说，这样的话在我们中国人中是很不典型的，只有1%的人会这样说吧。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伤痛。 

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说谎。

哀悼与团结的曲线

2008年5月22日 上午 10:07:00 发表者：中国工程研究院工程师方坤

汶川大地震——这场三十年来降临在华夏大地上最大的一次灾难，令整个中国陷入巨大的震惊与无比的悲痛之中。仅仅在几天之前，"地震"仿佛还是一个与你我无关的字眼，"汶川"也不过是厚厚的地图集中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所在。而在今天，一切都改变了。

当我们依照惯例整理和分析谷歌搜索引擎的流量数据时，一条从未见过的曲线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2008 年 5 月 19 日 14 时 28 分，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悼念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中国网民——他们中很多人如此习惯于通过谷歌来搜寻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所需
的 各种信息。而在这一刻，他们——中国网民，散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的中国网民，说着标准普通话的中国网民和带着四川、陕西、河南、浙江、广 东、安徽、贵州、福建口音的中国网民——在这一刻，他们全部放下手中的键盘和鼠标，立起身来，低下他们的头颅，为他们的祖国，为他们的同胞。那一刻，庄 严，肃穆。

所有人都这样做了；没有人监督，也不需要监督。这条谷歌搜索流量的曲线说明了一切。

在那一刻，谷歌的全体员工也放下手中的工作，齐聚会议室，为地震中遭遇不幸的同胞致哀，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祷。但我们的数据仪没有停止工作，它默默地记录下这条笔直下降的流量曲线。

2008 年的磨难把我们如此真切的凝聚在一起，2008 年的磨难让我们如此接近的与国家靠在一起。

如果机器也会思想，如果我们的数据仪也能读懂这条曲线背后的含义，它也会流泪吗？

或者，它更应该感动？因为它看到——

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巨大的悲痛中低下她的头颅。而当她擦干眼泪，她的头颅扬得更高。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

This is the text of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by Steve Jobs, CEO of Apple Computer and of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delivered on June 12, 2005.

我今天很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欢呼）。我从来没有从大学中毕业。说实话,今天也许是在我的生命中离大 学毕业最近的一天了（笑）。今天我想向你们讲述我生活中的三个故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是讲大道理，只是三个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如何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

我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读了六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但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后——我真正作出退学决定之前,我还经常去学校旁听。那么，我为什么要退学呢?（呼声）

故事的从我出生前讲起。我的生母是一个年轻的、未婚的在校研究生。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 非常希望收养我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所以，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能使我一出生就被一名律师和他的妻子所收养。但是她没有料到,当我出生之后,律师夫妇突然 决定他们想要一个女孩。 所以我的生养父母（他们还在我亲生父母的观察名单上）突然在半夜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不小心生出来的男婴,你们想要他吗？”他们回答道: “当然！”但是我生母随后发现，我的养母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的养父甚至从没有读过高中。所以她拒绝在收养文件上签字。没几个月,我的生母心软了，因为我 的父母答应她一定要让我上大学。

在十七岁那年,我真的上了大学。但是我很愚蠢的选择了一个几乎和你们斯坦福大学一样贵的学校, 我父母还处于蓝领阶层，他们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我的学费上面。在六个月后, 我已经看不到其中的价值所在。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在一生中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学能帮助我找到怎样的答案。 但是在这里，我几乎花光了我父母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所以我决定要退学,我觉得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不能否认,我当时确实非常的害怕, 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那的确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棒的决定之一（笑）。在我做出退学决定的那一刻, 我终于可以不必去选读那些令我提不起丝毫兴趣的课程了。然后我还可以去旁听那些有点意思的课程。

但是这一点都不罗曼蒂克。我没有了宿舍，所以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去捡5美分的可乐瓶子，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在星期天的晚上，我需要走七英里的路程，穿过这个城市到Hare Krishna寺庙（注：位于纽约Brooklyn下城），只是为能吃上每周才能享用一顿的美餐。但是我喜欢这样。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

里德学院在那时提供也许是全美最好的美术字课程。在这个大学里面的每个海报，每个抽屉的标签上面全都是漂亮的美术字。因为我退学了，不用去正常上课, 所以我决定去参加这个课程，去学学怎样写出漂亮的美术字。我学到了san serif 和serif字体（注：非衬线字和衬线字），我学会了怎么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之中改变空格的长度，还有怎么样才能作出最棒的印刷式样。那是科学永远不能捕捉到的、美丽的、真实的艺术精妙，我发现那实在是妙不可言。

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十年之后，当我们在设计第一台Macintosh电脑的时候，就不是那样了。 我把当时我学的那些东西全部设计进了Mac。那是第一台使用了精美印刷字体的电脑。如果我当时没有退学，就不会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我感兴趣的美术字课程， Mac就不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字体，以及赏心悦目的字体间距。如果windows没有抄袭MAC，（笑）那么现在个人电脑就不会有现在这么美妙的字型了。 （鼓掌，欢呼）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不可能把从前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但是当我十年后回顾这一切的时候，真的豁然开朗了。

再次说明的是，你在向前展望的时候不可能将这些片断串连起来；你只能在回顾的时候将点点滴滴串连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 连起来。你必须要相信某些东西：你的勇气、目的、生命、因缘。这样做从没让我的希望落空过，只是让我的生命更加地与众不同而已。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和损失的。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我钟爱的东西。Woz和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车库里面开创了苹果公司。我们工作得很努力，十年之后， 这个公司从那两个车库中的穷光蛋发展到了超过四千名的雇员、价值超过二十亿的大公司。在公司成立的第九年，我们刚刚发布了最好的产品,那就是 Macintosh。我也快要到三十岁了。在那一年，我被炒了鱿鱼。你怎么可能被你自己创立的公司炒了鱿鱼呢? （笑）嗯，在苹果快速成长的时候，我们雇用了一个很有天分的家伙和我一起管理这个公司，在最初的几年,公司运转的很好。但是后来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发生了分 歧，最终我们吵了起来。当争吵不可开交的时候，董事会站在了他的那一边。所以在三十岁的时候，我被炒了。在这么多人的眼皮下我被炒了。在而立之年，我生命 的全部支柱离自己远去，这真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真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把从前的创业激情给丢了，我觉得自己让与我一同创业的人都很沮丧。我和David Pack（惠普创始人之一）和Bob Boyce(英特尔创建者之一)见面，并试图向他们道歉。我把事情弄得糟糕透了，我甚至想逃离硅谷。但是我渐渐发现了曙光，我仍然喜爱我从事的事业。在苹 果公司发生的这些事情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一点也没有。我被驱逐了，但是我仍然钟爱它。所以我决定重头再来。

我当时没有觉察，但是事后证明，从苹果公司被炒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成功者的沉重感被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轻松感所取代了：对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特别看重。这让我觉得如此自由，进入了我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我创立了一个名叫NeXT的公司, 还有一个叫Pixar的公司, 然后和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优雅女人相识。Pixar 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Pixar现在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脑制作工作室。（鼓掌、欢呼）在后来的一系列运转中， Apple收购了NeXT，然后我又回到了Apple公司。我们在NeXT发展的技术在Apple的复兴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还和Laurence 一起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可以非常肯定，如果我不被Apple开除的话，这其中一件事情也不会发生的。这个良药的味道实在是太苦了，但是我想病人需要这个药。有些时候，生 活会拿起一块砖头向你的脑袋上猛拍一下。不要失去信心。我很清楚唯一使我一直走下去的，就是我做的事情令我无比钟爱。你需要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对于工作 是如此, 对于你的爱人也是如此。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喜欢什么，那么就 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全心全意的去找，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历久弥新。所以继续找，直到你找到它，不要停止！（鼓掌）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的.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是正确的。”（笑）这句话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开始，在33年中，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当答案连续 很多次被给予“不是”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事情了。

“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箴言。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荣誉、所有的骄傲、所有对难堪和失败的恐惧，这些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

你有时候会思考你将会失去某些东西，“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知道的避免这些想法的最好办法。你已经赤身裸体了，你没有理由不去跟随自己的心一起跳动。

大概一年以前，我被诊断出癌症。我在早晨七点半做了一个检查，检查清楚的显示在我的胰腺有一个肿瘤。我当时都不知道胰腺是什么东西。医生告诉我那很 可能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癌症，我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医生叫我回家，然后整理好我的一切，那就是医生宣布准备死亡的程序。那意味着你将 要把未来十年对你小孩说的话在几个月里面说完；那意味着把每件事情都搞定，让你的家人会尽可能轻松的生活；那意味着你要说“再见了”。

我整天和那个诊断书一起生活。后来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个活切片检查，医生将一个内窥镜从我的喉咙伸进去，通过我的胃，然后进入我的肠子，用一根针在 我的胰腺上的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我当时很镇静，因为我被注射了镇定剂。但是我的妻子在那里，后来告诉我，当医生在显微镜地下观察这些细胞的时候他们开始 尖叫，因为这些细胞最后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细胞。我做了这个手术，现在我痊愈了。（鼓掌）

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我还希望这也是以后的几十年最接近的一次。从死亡线上又活了过来，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有用但是纯粹是知识上的概念的时候，我可以更肯定一点地对你们说：

没有人愿意死, 即使人们想上天堂，人们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笑）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它，也应该如此。 因为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你们现在是新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久以后，你们将会逐渐的变成旧的然后被清除。我很抱歉 这很具有戏剧性, 但是这十分的真实。

你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要将他们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 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鼓 掌）

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叫做“整个地球的目录”振聋发聩的杂志，它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之一。它是一个叫Stewart Brand的家伙在离这里不远的Menlo Park书写的，他象诗一般神奇地将这本书带到了这个世界。那是六十年代后期，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所以这本书全部是用打字机、剪刀还有偏光镜制作的。有 点像用软皮包装的google，在google出现三十五年之前：这是理想主义的，其中有许多灵巧的工具和伟大的想法。

Stewart和他的伙伴出版了几期的“整个地球的目录”，当它完成了自己使命的时候，他们做出了最后一期的目录。那是在七十年代的中期，你们的时 代。在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清晨乡村公路的照片，如果你有冒险精神的话，你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的。在照片之下有这样一段话：“求知若飢，虛心若愚。”这是他 们停刊的告别语。“求知若飢，虛心若愚。”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那样，现在，在你们即将毕业，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 我也希望你们能做到这样：

求知若飢，虛心若愚。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

非常感谢你们。（长时间鼓掌）

（biantaishabi编译，mimiqiao略有润色, 刊登在《环球企业家》2005年7月 “C E O 圆 桌”栏目中）视频链接

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07年6月7日

阮一峰 译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 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 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 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 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 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 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 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 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 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 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 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 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 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 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 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 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 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 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 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 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 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 类。

Good luck.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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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tmarkit.co.jp/aig/04biz/studentsyndrome.html

所以，如果有正经事情要做，那就赶紧安排，不要暂时搁置，以为自己可以把时间空出来干更重要的。

只有当一个人时间完全排满，需要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有选择的安排日程的时候，才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的分别，如果时间能都安排，那就都重要，都要做。

三、

假设面前有一个桶，桶的最大容量代表一段时间内人的最大工作量。想要充分利用这个桶，安排事务的优先级应该是B>A>C>D。（详见《水煮三国》第十四章）

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刘备继续问道：“会不会因为偏重石块而耽误了碎石呢？因为碎石毕竟来得紧急呀！”
“你知道碎石怎样来的吗？它是石块破碎而成的。”诸葛亮笑道，“偏重于石块一类事务的人，他的碎石会很少。偏重于碎石一类事务的人，他的碎石会源源不断。”

四、

我需要一件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来填补日程。

所以，我要开始学英语了。

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

所以，写在space上面，认真的做出承诺，以后我要至少也要为了信守诺言而学习，坚持下去。

我说，谁有有趣点的学习英语的办法啊，单纯的背单词实在太考验我的意志了，而且我现在语法也基本要从头开始学了。